离石环钱拍卖纪录:《红楼梦》作者终于水落石出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神马慧海网 时间:2020/02/18 07:20:04
首先,从脂砚斋来推断-------------

一、似乎有女性参与了《红楼梦》创作

  从《红楼梦》问世之初,清代学者就指出:这是一部“扯老婆舌头”的书!何谓“扯老婆舌头”?就是写的是女人事,说的是女人话,总之,就是用女人口吻描写女人生活中的家庭琐事。

  毛泽东说《红楼梦》要读五遍方有发言权,其实,好多《红楼梦》研究者乃至红谜,读了何止五遍!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,《红楼梦》从脂批“这方是正文开始处”以后的文字,几乎无时无事不透出女人的气息!女性的视角,女性的心理,女性的语言,女性的行为,女性的矛盾,女性的痛苦,女性的欢乐,女性的忏悔,女性的迷茫,女性的希冀,女性的绝望,无不纤毫毕现,惟妙惟肖!

 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,描写女性生活的力作主要有两部: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。细读之下,你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差异:《金瓶梅》是从男性视角看女性,而《红楼梦》却是从女性视角看女性,甚至是从女性视角看男性,看家庭,看社会!

  《红楼梦》开篇曾明确交代过,该书描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“当日的女子”的事迹,创作目的是为了使“闺阁昭传”。在中国封建社会,能如此熟悉女性生活,熟悉女性心理,熟悉女性语言的文学家,更何况是熟悉潭潭大宅、沉沉红楼中女性的文人,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,似乎很难产生。即使是像《红楼梦》书中交代的那种从小就喜欢钗环脂粉、少时爱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男人,也做不到这一点。任何男人的童年和少年,都不会去刻意观察女人的生活,及至年长,又失去了观察模仿女性的条件,所以,完全懂得如何说女人话的男人,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

  由此,我们可以推断,《红楼梦》的作者,仅仅是个熟悉女性的男人还不够,似乎还有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、在书中充当某一角色的女性,直接参与了《红楼梦》创作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,肯定是男性无疑。在这个作者身边,应该还有一个富有才情、同时也与他有共同生活体验的女性,与作者一道构思、写作、修改、评点。

这位女性有可能是脂砚斋么?


二、脂砚斋原型论似乎并非无来由的臆测

  脂砚斋究竟何许人也,是新红学三个“死结”之一。这个脂砚斋,对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评点,处处以书中故事的知情人自居。他的批语,被红学界称为“脂批”,载有脂批的《红楼梦》手抄本,被称为“脂本”。脂砚斋对于《红楼梦》研究是如此重要,但查遍浩如烟海的典籍,就是不见这位老先生的踪迹;对这位见首不见尾的神龙,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说法。

  在脂本《红楼梦》中,有大量脂砚斋的批语。综合这些批语,人们不难发现,同古典文学中毛宗岗、金圣叹的批语不同,脂砚斋不是在作品问世后批阅的,而是在作者创作过程当中批阅的。作者经过了五次“批阅增删”,脂砚斋也似乎同步进行了五次评点。从这一特殊的批评过程看,脂砚斋应该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地密切,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。他究竟是作者的什么人呢?

  从脂砚斋批语的内容看,他对书中描写的贵族生活似乎十分熟悉,并且有着比作者还权威的创作发言权。他经常在批语中说“有是人,有是事,嫡真实事,非假拟妄拥”,似乎他亲眼看到过作者笔下的人和事。他又经常感慨“作者犹记金魁星事”、“作者犹记矮幽舫合欢花酿酒”等,似乎这些是作者与他共同经历的事情。对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,他也似乎认识并有过直接交往,如“麝月闲闲无语”、“凤姐点戏、脂砚执笔”等,就证明他也是生活原型中的一个角色。他究竟是书中的谁呢?

 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,平心而论,作者地位不是十分稳固。一是其生也晚,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,在乾隆九年《红楼梦》动笔时,他都只有二十来岁;创作《红楼梦》,需要何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呀?似乎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所能胜任愉快的。二是缺乏生活基础,曹雪芹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生活的可能,从小就过着“茅檐蓬窗、瓦灶绳床”的生活,缺乏描写贵族生活的人生体验;三是性格不合,“美国的煤油大王,怎知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酸辛,贾府里的焦大,也不爱林妹妹的”。朋友诗中记载的曹雪芹,是个具有魏晋风度的人,其性格与《红楼梦》表现的浪漫风流气质格格不入,更何况他没有巨室大族公子哥儿“淌过女人河”的生活阅历。

正由于曹雪芹在著作权方面的先天不足,人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这个脂砚斋。有人认为曹雪芹是以他为原型创作《红楼梦》的,有人干脆认为《红楼梦》的真正作者就是脂砚斋。从脂批的内容看,这似乎并非无根据的臆测,但显然是从《红楼梦》作品及脂批中反推出来的结论,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。

三、周汝昌先生的“史湘云说”透出了一线曙光

 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,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,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兆页,也就是书中的贾政原型。理由是裕瑞的《枣窗闲笔》中有关于脂砚斋是作者叔叔的记载,加之他在批语中有倚老卖老的口气,常常“命”曹雪芹做这个那个,似乎也像长辈在颐指气使。

  裕瑞的《枣窗闲笔》本身就不可靠,加之书中记载是听“前辈姻亲”说的,就更不可靠了。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,似乎也靠不住:对晚辈的文学创作,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;“命芹溪”如何如何,“命”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,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。因此,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,可信度是极低的。

 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,经过多年精心分析,提出脂砚斋就是《红楼梦》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,是作者曹雪芹的“续弦”妻子。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,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,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,提出了“许蕙兰说”、“柳芳卿说”等。

  周先生的论证,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。首先,脂批中确实有“余比钗颦”、“老货”、“我也要恼”、“我也要拧”等女性口吻;其次,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(她)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,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;再次,脂批中明确显示,他(她)与作者的过去,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,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,都是他(她)亲历亲闻的。

  但周汝昌先生的“史湘云原型说”有着致命的缺陷,最根本的一点在于,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,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!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,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!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,脂砚斋也不可能是;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,脂砚斋也说不出来,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《红楼梦》来!

  更何况,柳蕙兰、许芳卿等名字,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,近乎子虚乌有。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,因为他有儿子,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,是否曾续弦,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。用《红楼梦》中的史湘云反推,是不科学的、非学术的研究方法。

  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,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。

四、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

 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,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,似乎是毫无希望了。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,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!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,何不跳出“曹家店”,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“作书人”和“批书人”呢?何不在“曹家店”之外,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,开辟出一条《红楼梦》作者研究的新路呢?

 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,有一条重要的脂批,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。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,长篇大论“天地生人”之“大仁大恶”,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:“《女仙外史》中论魔道已奇,此又非《外史》之立意,故觉愈奇”。细考这段脂批,其中大有文章。

  《女仙外史》是一部神魔小说,作者是吕熊,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,创作地点在钱塘,即今之杭州。《女仙外史》的批阅者,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、传奇峰巅《长生殿》的作者洪升!这些在《女仙外史》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,有明确可靠的记载。

  这段脂批说的是“论魔道”,不是“写魔道”,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,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。《女仙外史》第一、四、二十八、三十一、三十九、五十八等回,皆有洪升批语。细读这些批语,确实有“立意奇”的感觉,试举一例,第二十八回批语说:“《外史》节节相生,脉脉相贯,若龙之戏珠,狮之滚球,上下左右,周回旋折,其珠与球之灵活,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。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,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”。严格说来,《女仙外史》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,当不起洪升这么高的评价。但洪升的批语确实是“立意奇”,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。脂砚斋把批阅《女仙外史》的文字和《红楼梦》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,说此奇彼愈奇,显然是评论洪升一个人的文字,正说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就是《女仙外史》的批书人,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升!


五、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甲子

  如果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升,显然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,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、即六十年左右,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?

  脂本《红楼梦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“甲戌本”、“己卯本”和“庚辰本”,通称三脂本。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,甲戌本用的是“乾隆竹纸”,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,可以证明。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,并非底本,其据以过录的底本,显然要更早一些。

  我们还要注意到,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,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。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,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,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,工楷缮就,布局合理,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?证据就是: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,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“蒸锅铺本”!

  何谓“蒸锅铺”本?旧时印刷业不发达,某些商人为了渔利,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,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——抄写时给饭吃,一般不给工钱,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——然后装订成册出售。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“蒸锅铺”进行,故把这种抄本称为“蒸锅铺本”。

  “蒸锅铺本”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,错别字特别多。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,多人听写,旧时又没有推广“官话”,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,混饭吃的勾当,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,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,所以,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。

  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“蒸锅铺本”,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,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,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。特别是别字连篇,这正是“蒸锅铺本”听写特点的反映。下面一些例子,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,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:

  鼓(古)词,张(章)本,迁(谴)怒,嚼蜡(腊),何尝(常),逗(斗)露,斩截(节),都(独)该,华诞(涎),搁(阁)起,细致(之,至),数(树)处,宗祠(祀),邢(刑)夫人,无味(未),窠臼(旧),零(令)落,悔娶(灰聚),诨(回)号,目睹亲闻(问),等等。

  细阅三脂本,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,仅举以上几个例子,似乎就足够了。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,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,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。只能说明,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“蒸锅铺本”。

 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(特别是己卯本)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,它们的底本,必然要早一些。究竟早多少呢?没有直接证据,但可以据理分析。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“蒸锅铺本”,那么“蒸锅铺本”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,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,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。再进一步分析,商人肯制造“蒸锅铺本”渔利,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,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。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,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:作者稿本——示人的抄本——流行的过录本——辗转传抄的过录本——蒸锅铺本——甲戌本、己卯本和庚辰本,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。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,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,需要多少时间啊!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,为社会普遍接受,反复传抄,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,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。

六、三脂本的干支纪年应是康熙纪年而非乾隆纪年

三脂本分别标明甲戌、己卯、庚辰等干支纪年,这些纪年不是抄成的时间,而是脂砚斋“抄阅再评”的时间。如果三脂本抄成的年代是乾隆中后期,所依据的底本是“蒸锅铺本”,那么,脂砚斋“抄阅再评”的年代,只能是康熙甲戌(1694)、己卯(1699)、庚辰(1700),而决不会是乾隆甲戌(1754)、己卯(1759)、庚辰(1760),整整早了一个甲子。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(1762)或癸未(1763),从曹雪芹死亡到怡亲王府抄录己卯本,其中间绝对不会出现“蒸锅铺本”。另外,以曹家同王府的关系,王爷也似乎不必依据“蒸锅铺本”转抄!

  康熙朝的甲戌、己卯、庚辰等年份,与脂批透漏的洪升批阅《女仙外史》的时间,是否吻合呢?吕熊作《女仙外史》的时间是康熙辛巳(1701)到甲申(1704),洪升死于康熙甲申(1704),可推断批阅时间为壬午或癸未(1702——1703),与三脂本出笼时间基本吻合。须知,一部百万字的大书,批注一次,需要几年工夫,甲戌本只能说明起批的时间是甲戌,而不是说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在同一年,庚辰、己卯本亦然。《红楼梦》“披阅增删”的时间是“十载”,从甲戌到甲申,恰好是十年时间。这十年中,作者曾评点过《女仙外史》,两书的批阅时间段基本吻合即可证明,不必拘泥于纪年吻合。

  洪升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(1689),遭遇了“国丧”期间聚演《长生殿》被下狱、革去功名的沉重打击;康熙二十九年庚午(1690),在盘山“逃禅”期间,开始酝酿以自己的“家难”为题材,创作《红楼梦》;康熙三十一年壬申(1692),结束了二十年寄居京师的困苦生活,携家眷返回杭州故乡,正式开始了《红楼梦》创作;康熙四十一年壬午(1702),拿出《洪上舍传奇》给朱彝尊看,朱有诗记载此事,同年为吕熊评点《女仙外史》;康熙四十三年甲申(1704),在江宁织造府观演《长生殿》,把自己的“行卷”交给曹寅,曹寅有诗为证。归家途中,酒后登舟坠水亡故,时为六月一日夜,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,正所谓“寒塘渡鹤影,冷月葬诗魂”,此刻也正是他心爱的《长生殿》主人公杨玉环的生日,还是李隆基在长生殿上演奏新曲的日子,可谓巧合!

  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三年,掐头去尾,正好十年时间,与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时间完全吻合,并且,甲戌、己卯、庚辰三个年份,又恰恰在这十年当中,这却是用巧合难以解释的!《红楼梦》曾经历十载批阅,五次增删,如果把三脂本的最初稿本,当作作者五次披阅增删中的三次,不是极为恰当么?!

七、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洪升的妻子黄兰次

  洪升的妻子黄蕙,字兰次,与洪升同是顺治二年乙酉(1645)七月初一生,夫妻生于同年同月同日,又是一个巧合。洪升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姑,二人是嫡亲的表兄妹。黄蕙的祖父也就是洪升的外祖父黄几,有当朝宰相的身份(大学士兼吏部尚书),位高权重,富贵已极。黄蕙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,工诗善画,精通乐理。从《红楼梦》中的相关内容描写上,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。第五十三回脂批中,有“都中望族首吾门”、“遗脉孰知祖父恩”等句,正是黄蕙的口气,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,才敢于自称“都中望族”之首。曹家不论如何富贵,毕竟是“包衣奴才”,敢这么称呼么?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,也不在“都中”。

  黄蕙同洪升两家同居杭州,二人从小青梅竹马,于康熙三年甲辰(1664),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。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。康熙十年以后,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,洪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,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、艰难困苦的生活,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。文学界对洪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,一般称为“天伦之变”。联想到《红楼梦》脂批中指出:作者是因为“脊令之悲,棠棣之威”——正是隐指家庭失和、兄弟反目——而创作《红楼梦》一书的,不难推测《红楼梦》的“作书人”和“批书人”,就是洪升和黄蕙夫妇二人。

洪升有两个亲妹妹,她们十分聪明美丽,与哥哥洪升、嫂嫂黄蕙的关系十分融洽,从小经常在一起酬唱玩耍。兄嫂逃离家庭后,妹妹相继出嫁,由于婚姻的不幸,又相继年轻轻地惨死,可谓“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”,令洪升夫妇终生都十分悲伤。创作《红楼梦》为自己家的“闺阁昭传”,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

  洪家的“家难”,是洪升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。作为女人,个中滋味,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升还深刻;个中隐情,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升还清楚。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的好多故事,脂批都说“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”,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。《红楼梦》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,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;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,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。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,脂批“作者将余比作钗黛”,因而产生“余何幸也”的感觉;在作者描写“三春去后诸芳尽”后,脂批“此句令批书人哭死”;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,脂批“旧族后辈,受此五病者颇多,余家更甚”;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,脂批“吾家儿孙慎之戒之”;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,脂批“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“。“余家”、“吾家”、“余二人”等都说明,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,拥有同一个家!

  洪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,黄家尚在京师,生活富贵已极,但洪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,甚至几天揭不开锅,达到“八口命如丝”的地步,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?说明洪升夫妇也象书中贾芸一样,为向舅舅家借“三升麦子、两升豆子”惹过数落,故脂砚斋有此批。

  最能说明问题的,是《红楼梦》二十一回的“回前诗”:诗中说有一个深知“拟书底里”的“客”,题了一首诗:“自执金矛又执戈,自相戕戮自张罗;茜纱公子情无限,脂砚先生恨几多”。“茜纱公子”与“脂砚先生”是两个人,但诗中又连用了三个“自”字,只有夫妻关系,才能如此表述。这个“客”字,是批书人对作者兼丈夫的戏称。脂批中多次出现有“客”阻批的情况,二人之间时有争论,防止了脂砚斋“点金成铁”。这些“客”,都应是二十一回回前诗中的那个“茜纱公子”。

由此不难看出,洪升夫妇是一起进行《红楼梦》创作的。一边写,一边批,黄蕙不时为丈夫提供一些创作素材,洪升也经常指点妻子应如何理解书中的内容。这正是《红楼梦》表现出浓厚女性化倾向的根本原因,也是脂批中经常出现脂砚斋和“客”一问一答的原因所在。这一点在存世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,洪升友人的诗中,曾说他在出狱后,“坐对孺人理典册”,一派夫妻共同回忆过去生活、整理过去作品的景象。黄蕙之所以为自己署名脂砚斋,根本原因似乎是,创作和评点是夫妻二人共同进行的,脂妻砚夫,共用书斋,署名脂砚斋,再恰当不过了。


八、脂批提示的《红楼梦》对“一芹一脂”夫妻生活的记载

 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,脂砚斋批语中透漏的《红楼梦》隐情,实际上就是洪升夫妻遭逢“家难”前后真实生活的记载。由于脂批数量很大,透露的内容颇多,有必要就一些重要信息再进行一些分析。

  脂砚斋先后三次,在批语中向“石头”发问:“比在青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?”“比在青埂峰下闻猿啼虎啸何如?”读者莫以为这是闲笔。其实是黄蕙对丈夫当年欲在“青埂峰”出家的讽刺语。康熙二十九年,因聚演《长生殿》获罪刚刚出狱的洪升,怀着满腔悲愤,一个人来到京郊盘山的青沟寺(即大荒山青埂峰原型),欲找老朋友智朴大师出家。丈夫欲出家,妻子作何感想,可想而知。洪升后来由于“妻儿待米”终于没有出家,但必然给妻子留下话柄。《红楼梦》书中说宝玉谈禅终于“未晤”,“将来必无关系”,“一世跳不出”,与脂砚斋以上批语,同是对这段经历的曲折反映。

脂砚斋有一条十分奇特的批语,在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三回,抄检大观园前,有对奴仆挑唆主人内容的描写,看到这里,脂砚斋实在忍耐不住了:“杀,杀,杀!此辈专生离异,余因实受其蛊。今读此文直欲拔剑批纸,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”。“愚奴贱婢之言,酷肖之至!”没有锥心刺骨的相同经历,并且是与作者的共同经历,是不会如此评点《红楼梦》的。洪升夫妇当年,就是因为受到家庭中“赵姨娘”、“邢夫人”、“马道婆”、“王善保家的”一类人的挑拨,不容于父母,被迫逃出家庭,发生天伦之变的,夫妇二人一生对此都痛心疾首,不能释怀。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说,这些都是“余旧日目睹亲闻,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”,在“现成文字”处作此激愤批语,不是十分自然的么?

脂砚斋对“西”字十分敏感,看到书中有“西”字,就“恐先生坠泪”。为什么呢?恐怕与洪升夫妇的伤心经历有关。洪家故宅就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西溪,洪升夫妇就在这里经历了惨痛的天伦之变,被赶出了富裕繁华的家庭,从此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,见了“西”字,如何能不落泪?批语中的“西堂故事”、“矮幽舫”故事等,似乎也是在西溪洪府时的往事,天伦之变后回忆起青少年时的幸福生活,如何能不感慨系之!

  脂砚斋对“三十年前”的往事,始终耿耿于怀,在批语中多次指出,“三十年前事见书于纸上”,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她与作者共同经历的。“三十年前”是什么时间呢?正是洪家发生“天伦之变”的家难时间。洪家“家难”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年到十一年,到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脂砚斋批书时,不正是三十年时间么?脂批中多次以十分亲切的口吻说,“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,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”。这个在她身“侧”的“皓首驼腰”者,应该就是她的丈夫,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洪升。

  尤堪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中说自己家族是“都中望族”,但自己却没有依恃,“父死母孀”的窘境,令自己“肠断心摧”。这正是黄蕙的真实经历。黄蕙的父亲黄彦博,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儿子,曾官居庶吉士,在黄蕙婚后不久就不幸病死了,死的时间是“夏秋之交”。《红楼梦》书中记载黛玉父亲林如海死于“九月初三”,正是江南的“夏秋之交”。宝钗的父亲也是早死,母亲薛姨妈“孀居”。联想到“钗黛合一”,不是与黄蕙的命运基本吻合么?脂砚斋批书时,回忆“父死母孀”,正是“三十年前”事。

脂批“借省亲事写南巡,出脱多少忆昔感今”,胡适先生据以推断指的是江宁织造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事情。其实康熙六次南巡,足迹遍及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地,每到一地,都有一个官员出面接驾。洪升没有接过驾,但洪升的好朋友高士奇却在杭州接驾一次,接驾的地点就在杭州西溪,高士奇为此专门在西溪修建了一座“山庄”,康熙也曾为山庄中某庭院题字“竹窗”。西溪正是洪升的故居所在地,高士奇接驾时,洪升也在杭州,对此当耳熟能详。联想到《红楼梦》中对修建大观园的描写,以及对潇湘馆的刻画,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?洪升逝世前康熙南巡只发生了四次,所以书中所写“甄家接驾四次”,这个甄家不一定就是特指曹家。

  在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的“葫芦庙失火”,原因是那些和尚“炸供不小心”所致时,脂砚斋批道:“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”。红学界一般都断定这是指曹家在金陵被抄家的原因所在。其实,若不是心中早有一个曹雪芹先入为主,“葫芦庙炸供”同曹家被抄有什么关系?洪升康熙二十八年被朝廷斥革下狱,表面上看是因为“国丧”期间非时演戏,实质上是因为得罪了“北党”,“皆因朋党怒,岂在伶人戏?”当时的朋友就为洪升指出了这一点。洪升得罪“北党”的原因很多,其中一条主要原因,是洪升在南京期间,曾经用“北党”领袖之一、当时巡抚江宁的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,买了一个小戏子邓氏雪儿为妾。此事对洪升是美谈,对余国柱却是丑闻,心中之恼怒可想而知。宫廷国丧不正是“胡虏庙炸供”么?洪升此时被祸的真正原因是在南京——当时的南直隶省惹下的,是北党领袖在暗中操纵。这方是脂砚斋本意所在。

  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十分惹眼的批语:“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,却立意要作传奇”。为什么立意作传奇呢?因为洪升熟悉并热爱传奇创作,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传奇稿本。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“作此书”了呢?显然是身边妻妾怂恿的结果。妻妾又为什么要怂恿作者写小说呢?蒙府本的一句批语可说明原因:“因为传他,并可传我”。妻妾即批书人,也有一肚皮话要说,所以有此举动。其实,不是妻妾怂恿,洪升也要写小说的。在洪升晚年,他与《隋唐演义》的作者褚人获,《女仙外史》的作者吕熊,来往十分密切,显然与创作小说有关。很可能洪升传奇作了,小说也写了。康熙四十一年拿给朱彝尊看的《洪赏舍传奇》,大概就是与小说《红楼梦》相同题材的传奇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红楼梦十二支曲”,以及一些类似戏曲写法的情节,也似乎就是从传奇中移植过来的。

九、畸笏叟、杏斋、棠村等人又是谁?

  畸笏叟在脂本《红楼梦》中的地位绝对重要。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,并且评点《红楼梦》的时间多在壬午年(1702)和丁亥年(1707)。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,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。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,批语中错别字甚多,翻来覆去就是“叹叹”那么几句话,或者以卖弄的口气,透漏一些后三十回内容。

 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?我们不妨回忆一下,洪升的生活圈子里,还有一个重要人物,就是洪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(1683),纳的一个小妾“邓氏雪儿”。康熙二十二年,洪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,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“戏子”雪儿。这个雪儿,天生一副好歌喉,婚后洪家经常出现“大妇调冰弦,小妇展歌喉”的美妙景象,就是洪升作曲,黄蕙伴奏,雪儿高歌,其乐融融。

  洪升创作《红楼梦》期间,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,联想到《红楼梦》中描写宝钗,让她姓薛,以雪喻人,吃冷香丸,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。壬午年洪升夫妇年近六十,已是生命晚期,多灾多病,雪儿此时也四十多岁了,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,并成为批阅的主角,似为情理之中事;癸未、甲申年前后,洪升夫妇相继去世,雪儿自然就成为《红楼梦》评点的唯一主角了,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。洪升死于甲申六月,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,就说书未成,芹为泪尽而逝,并祝愿“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”,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“泪笔”,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“未亡人”,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。至于她批语中曾说“命”作者做这做那,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。

 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?其中还有一段隐情。洪家发生“天伦之变”时,洪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。在漂泊困苦中,二弟夫妇不幸早死,无子女继承香火。洪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(1699),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,并将自己的次子洪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。这个洪之益,就是邓氏雪儿所生。雪儿开始批阅《红楼梦》在壬午年,正是己卯后三年,此时署名“继户叟”,谐音“畸笏叟”,是十分合情理的。甲申后的雪儿,是洪家存世的唯一长辈,戏称自己为“叟”,批语中倚老卖老,亦属情理之中。

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,说自己这年春天在“都下”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,该人善画美人,欲求他为《红楼梦》之黛玉画像,但因时间匆匆,愿望不果,常为此怅怅。“都下”显然是北京,丁亥年(1707)是洪升死后三年,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?从她的批语中推断,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《红楼梦》手稿有“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”,心中十分不安,“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,奈不遇癞头和尚何”!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。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,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,正是他在壬午年,把洪升创作的《红楼梦》“抄录回去,问世传奇”。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“迷失”了“五六稿”,畸笏叟欲补全手稿,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,去抄配石兄原稿,正是最合理的举动。她年轻时随洪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,熟悉北京,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,去一次当不困难。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,找没找到“五六稿”原文,就不得而知了。畸笏叟死于丁亥年,她是否死于北京?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?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,可惜无从考究了。

  杏斋的批语不多,也无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。从“杏”字看,似是晚辈女性的署名。洪升有个女儿洪之则,是个才女,曾为吴吴山三妇评点的《牡丹亭》作序。序言中说她已是未亡人,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。这位才女在父母的书上,评点几句话,是自然的事情。但对父母的经历,不便置评,故批语不多,也不痛不痒,自是情理之中。

  脂批中透漏的棠村,红学界一般都认为是曹雪芹的弟弟,因为有“其弟”棠村为《风月宝鉴》作序的批语为证。这是靠不住的。考有清一代,号“棠村”的只有一个名人,就是大名鼎鼎的“棠村首相”梁清标!“棠村首相”与洪升的关系可谓密切,《长生殿》问世后,他曾称赞为“闹热的《牡丹亭》”,洪升引以为荣,被写入序言中。洪升聚演《长生殿》致祸,他也是主要参与者。《长生殿》被时人称为“风月宝鉴”,脂批指的似乎是这个“旧有”的书,而不是《红楼梦》;《红楼梦》中保留“风月宝鉴”名称,是批书人“故仍因之”,否则“因之”一词是难以解释的。东鲁孔梅溪隐指的是康熙朝大文人、诗坛领袖王渔洋,他用棠村首相对《长生殿》的评价题名《红楼梦》,自是十分贴切。至于“其弟”二字,怀疑是“真定”二字的误抄,梁清标是真定人,生前经常以“真定棠村”署名。

十、康熙年间的《红楼梦》作者“雪芹”并非乾隆年间的曹雪芹

笔者曾经怀疑过,曹雪芹与祖父曹雪樵同用雪字,似乎不合规矩,因此,推测曹雪芹就是曹雪樵。洪升临死前确实把《红楼梦》稿本交给了曹雪樵,曹雪樵也确实没有为洪升的手稿“问世传奇”,稿本传到了曹家后人手里。但断定曹雪樵曾经“批阅三栽,增删五次”,现在看似乎没有道理,也没有直接证据支持。

  从脂批中可以看出,《红楼梦》是洪升与妻子、小妾,也许还有女儿,一起创作的,当然洪升是执笔者,但多数素材、包括书中所载姐妹们的诗词,都是妻妾提供的;书中对女人语言心理的细致入微的描写,也应是按照妻妾们的口述,照葫芦画瓢写成的“老婆舌头”。“正因写实,转成新鲜”,鲁迅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。洪升交给曹雪樵的稿本,应该就是有脂批的本子。稿本中的多数批语,是洪升与妻妾们在创作中同时完成的。当然也有后人窜入的伪批,如“乾隆二十一年”字样的批语便是,清代文人笔下纪年,均使用干支纪年,不会用年号加数字纪年,这是常识。

  脂批中虽大量出现“雪芹”、“芹溪”字样,但绝无“曹雪芹”、“曹芹溪”字样,说明这个曹字,是后人伪造窜入的。洪升有没有可能署名“雪芹”或“芹溪”呢?没有直接证据支持。但也并非无迹可寻。黄蕙戏称自己为“脂砚先生”,戏称丈夫为“茜纱公子”,茜字上草头下西字,以芹代草,以溪代西,加之洪升号稗畦,稗乃杂草,畦芹音相近,可以指代,因此戏称丈夫为“芹溪”,应是合理推断。畸笏叟名“雪儿”,丈夫又有“芹溪”噱称,合两名的首字,自然就是“雪芹”了。因为《红楼梦》确实是夫妻共同创作评点的,所以,批书过程中,用夫妻各自的署名,合成新的署名,既是“故弄狡狯”的需要,也是夫妻间的乐趣,自然就有以上奇奇怪怪之举了。

  有人会说:脂批中明确记载,“壬午除夕,书未成,芹为泪尽而逝”,洪升死于甲申年六月初一,怎么会是这个“芹”呢?对此要做科学缜密的分析,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畸笏叟这条批语写于“甲申八月”,如果这个“芹”死于“壬午除夕”,那么死后两年多她方才开始“哭芹”?早干什么去了?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,这条批语说的“壬午”,并非指年份,而是指月份,“除夕”并非指大年初一,而是指当月晦日,即没有月亮的夜晚。“太真生共可怜宵”,洪升的忌辰正是杨玉环的生辰,也就是康熙“甲申年壬午月晦日”。丈夫死后两个月,忙完丧事,畸笏叟重新拿起《红楼梦》书稿,睹物思人,批下“泪笔”文字,这个推断不是最合理么?其实用这条批语去证明红学界公认的那个曹雪芹,却是不近情理的,曹雪芹不论死于乾隆壬午还是癸未,畸笏叟在乾隆甲申八月批写“泪笔”,都是不可思议的行为。

在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,几乎没有作者署名的习惯,《红楼梦》中出现的“石兄”、“空空道人”、“东鲁孔梅溪”等,都是隐去了真名后杜撰的假属名,何以唯有“曹雪芹”明晃晃地把真名写在书上?难道不害怕文字狱么?难道把“故弄狡狯”的创作手法忘了么?看了以下分析,你就会了然不惑了。
  如前所述,洪升临死前把《红楼梦》手稿的抄本交给了曹雪樵,手稿却仍然留在家中,由雪儿保管并批阅。由此可以断定,《红楼梦》有两个源头,两个源头在传抄中必然互相印证,互相补充,互相修正,至于具体如何互相渗透,由于传抄过程极为复杂,就无从考究了。

  曹家的抄本传到了曹雪樵的孙子曹沾(有雨头),这位曹家后人拜读之后,引起强烈共鸣,并对作者雪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古人依照自己崇拜的人的名号为自己取号,是常有的事情,因此曹沾仿照脂批,为自己取号雪芹或芹溪,并在《红楼梦》书稿开篇雪芹名字前添上一个曹字,自是情理中事。这个曹雪芹把祖传的《红楼梦》书稿,拿给别人看,别人就误以为他就是作者曹雪芹了。曹沾传播《红楼梦》有功,但这种做法,有欺世盗名之嫌。我们还是不苛求古人吧。
  其实,《红楼梦》流传初期,就有人记载,作者是京师某府西宾、江南出身的孝廉,洪升在京师期间,确实当过吏部尚书李天馥家的西宾,身份为国子监生,也确实是所谓孝廉身份。裕瑞的《枣窗闲笔》中也明确记载,《红楼梦》是曹家先人留下的书稿,不知作者是谁,是曹雪芹在前人基础上修改抄录后传出去的。

  笔者怀疑,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续作者,就是曹寅的孙子曹沾(曹雪芹)。程高本问世前,就有百二十回“全璧本”出现,说明并非高鹗续书。续书中结尾处,大写空空道人与曹雪芹对话,把书前的曹雪芹由虚坐实,如果不是曹雪芹本人,其他人大概不会有此兴趣。

  此雪芹非彼雪芹,前后正差一甲子时间,这场历史的巧合,造成二百年红学史上天大的误会,可谓悲剧,也是闹剧。

 

以上为转载自E景苑的红楼研究正文。姑且不论真伪,就其所提出的疑点也有其说服力。

  • 2007-6-8 17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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